這是我幫皇冠寫的導讀稿件，其實這並非我喜歡的類型，但是認真閱讀後，卻也開了另外一種視野。
《第五個死人》是賀寧．曼凱爾在台灣出版的第五本作品，從《無臉殺手》一路下來，明顯感受曼凱爾文風的轉變：《無臉殺手》大致與史菊華夫婦的「馬丁貝克」系列十分相似，帶有濃烈的批判色彩，韋蘭德單純是作者用來觀察瑞典社會的眼睛。可是隨著系列演進，到了《第五個死人》，韋蘭德不再只是曼凱爾筆下的單純角色，兩人開始合而為一--曼凱爾就是韋蘭德，韋蘭德就是曼凱爾。所以《第五個死人》筆下的韋蘭德，與父親度完假回來後會感到十分愉悅；案情膠著時會表現出焦慮甚至虛弱；發現突破點時會變得十分振奮；遇到未知狀況時會顯露出恐懼的情緒。此時讀者看到的韋蘭德不再是小說中的虛構「角色」，而是具有鮮活生命的「人」。
隨著角色特質的轉變，曼凱爾系列的風格也從一開始的警察小說，逐漸轉變成以警察為背景的冷硬推理。在《無臉殺手》中，就是平鋪直敘的描述一件單純的謀殺案與偵辦過程，中間夾雜許多批判瑞典官僚現象與社會冷漠的敘述，但那是作者把那些材料加在辦案的過程中，如果拿掉社會批判的部份，只是起伏不大的中篇警察小說。《第五個死人》則不然，我們可以看到韋蘭德的內心獨白：對於擔任警察，他曾經「覺得十分倦怠，好幾次曾認真想換工作…….可到最後他還是選擇當警察。這個想法逐漸成熟，不會再改變，他永遠不會在想作其他的事了。」在面對瑞典社會的改變時「他最害怕的事就是這個世界會變得充滿敵意與隔閡，而他卻無能為力」苦思自己到底能作些什麼。這種自我的探索與懷疑，正是冷硬派主角的特色之一，只是曼凱爾寫的更有生命力，更能讓讀者認同。
「所謂的類型小說，就是情節或結構遵循某種固定模式的小說」這種說法雖略嫌粗略，卻是類型小說非常重要的特徵。推理小說大多依循「案件產生—偵探登場—收集資料並分析—宣佈破案並揪出兇手」這樣的模式推進，或許著重點有所差異，大抵仍沿用這樣的模式，《第五個死人》也不例外。在結構上按照時間先後順序描述案發起源到兇手捉到結案為止的過程。不過曼凱爾很技巧的讓讀者在一開始就知道「兇手」的存在，並巧妙的在主架構的辦案過程中穿插以「兇手」角度為主的章節，讓讀者可以和書中的警探一同進行腦力競賽，這是冷硬派及警察小說少有的特點。
警察辦案首重犯罪動機，有了動機才能找出死者與兇手的關聯，《第五個死人》中韋蘭德也是如此，但這次的連續命案，在韋蘭德鍥而不捨的偵查下，雖發現每位被害者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秘密，但詭異的是，這些秘密並無任何關聯，雖然韋蘭德認定這些命案均為同一兇手所為，但兇手為何會選定他們？，為甚麼要用如此殘忍的方式？兇手想要表達甚麼？這都是讀者可以邊跟隨韋蘭德的辦案過程時同步思考的重點。
近代推理小說創作者試圖在推理小說原有的框架下盡力表達更豐富的思想，讓推理小說不只是推理，而有更深沈的文學意涵。曼凱爾本就擅長此道，《第五個死人》發揮的更加淋漓盡致。他利用書中眾多人物之口，來暗示他所看的的瑞典社會問題：「瑞典人總在尋找下一個伊甸園。有時我想，自己甚至都不認識自己的家園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瑞典還是一個人們會自己補襪子的國家…….然後這樣的日子突然就結束了。『穿爛就丟』成了唯一實用的規則。」「我想，它改變了我們的是非觀念…越來越多人感到在這個國家成了不被需要和不受歡迎的人。他們怎麼反抗？侵犯和蔑視。」這些都是曼凱爾真切的觀察以及懇切的呼籲，希望大眾都能注意這些問題。在情節安排上，看似與案情無關的民眾自組國民自衛隊事件，其實和兇手的行兇動機卻有著密切關聯，並安排韋蘭德在最末章發現兇手「就是國民自衛隊員，將自己置身法律之外，以伸張自己的正義。」最後以兇手最後的吶喊「有誰去找出殺害我母親的兇手？有誰？」讓讀者自己深思其中的是非對錯。曼凱爾在本書所關懷的議題還有許多，因篇幅所限無法一一交代，只能讓讀者自己去探查。
《第五個死人》全書結構嚴謹，角色性格鮮明栩栩如生，且有濃厚的社會關懷。更兼具警察小說與冷硬推理的優點。如果不喜歡警察小說中人物個性稍嫌平板，本書可以看到警察也是普通人，有複雜多變的心情轉折；如果認為冷硬推理的辦案過程不夠實際，那麼本書可以看到警察實事求是與百折不撓的辦案實錄過程。這兩者加上瑞典系推理獨有的社會關懷，《第五個死人》像是一罈飄香的佛跳牆，材料極為豐富，值得花許多時間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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